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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说：“咱们能抽空谈点正事么？”
他点点头，刚才的话题终于告一段落。
我跟他提到刘方，又提到上午的事情，一边旁敲侧击地问：“重新找一批施工队需要时间，对你们的工程进度肯定有影响吧？”
“是。但这并不能改变我的决定。”他一下子就看穿了我的意图：“这个施工队的工头出了问题，惊动了警方，影响的不仅仅是工程的进度，还有我们这个部门的声誉，我不希望再出现任何岔子，所以就算没有今天上午的那个事故，我也不可能继续留下那批人。”他说这些话时，眼中有种凌厉，隐隐透出杀伐决断的气势，竟令我不寒而栗。
“就不能留一点余地？”
他不置可否，用淡漠的眼神告诉我他的决定不可更改。
“那些民工的工钱你总得负责解决吧？”
“森宇是总承包商，下面大大小小的分包单位不计其数，出了问题，按照合同由他们自己处理。如果事事都要我们自己出面解决，要他们做什么？何况，那还是他们跟工头之间的问题。”
我喝掉杯中最后一点果汁，由衷地表示：“你以后一定会是个成功的商人。”所谓无奸不商，该有的世故圆滑、犀利冷酷，他一个都不缺。
听出我语气中的讽刺意味，他反倒笑了：“我在英国的时候就听吴义说你后来考了警校。当时有些吃惊，我以为你的志愿是做老师。”
我不由哀叹：“那年师范大学的分数线高得离奇，我那成绩给人家垫底都不够格。其实警校更加难进，名额就那么可怜的几个，后来还是我爸托了以前的战友关系才进去的。”说起来的确是有些丢人，代表公正的目标，却是通过不公正的手段达到，可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他却点点头，表示理解，“不过你这个工作挺辛苦的。他呢？就没有什么表示？”
我没有吭声。不明白他为什么总要将话题绕到陆在臻身上。
抽完最后一根烟，他站起身拿起外套说：“我下午还有些事，先送你回去吧。”
他开一部黑色捷豹，车型很是招摇，所以我只肯让他送我到招待所的附近。这时候雨已经停了，我们下车后，在招待所前那条狭窄的马路上慢慢地走着，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无关痛痒的话题，一直到无法继续向前，然后平静道别。
过了两天，因为始终找不到刘方的下落，我和小魏准备下午返回北京。司徒彦突然打来电话，让我记一个北京的手机号。我问是谁的，他说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我半信半疑，结果拨过去，对方说自己是刘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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