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此前，中央收到红四军七大情况报告，由周恩来起草了一封信于8月21日由中央政治局通过发给红四军。这封信很重要，对于红四军党内争论中涉及的一些原则问题做出了比较全面正确的回答。8月份的这些回答，在李、周、陈的9月讨论中，当然要起重要作用。把全国形势、中央指示、**的几封重要信件和陈毅全身心参与的红四军的实践结合起来，对于陈毅就发生了巨大的作用，使他的思想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得到提高，甚至得到飞跃。陈毅在多年后曾几次对跟随自己工作的同志说，到上海党中央两个月，等于上了两个月的训练班。最后，在周恩来主持下，三人讨论，由周恩来代表中央委托陈毅执笔起草了给红四军的一封信，因为是九月份的产物，史称“九月来信”。
从8月21日信到“九月来信”，内容中最重大的问题是红军（朱、毛红军是其中佼佼者）在中国革命中的地位，以及朱、毛红军在全国的影响。8月21日信已有“现在朱、毛红军对于全国的政治影响较对于闽西一处大得多”；“九月来信”更有“红军第四军……在全国政治局势中有极大影响”。红军的地位和作用究竟如何估量，过去以及后来的一段时间内，都只说是促进全国革命**的重要力量之一。
这只能来自陈毅亲身参加的由**、朱德领导的实践，而在中央“训练班”的集体思考下得到飞跃。因此，陈毅当然更加热爱和珍惜他参与创建的红四军，更容易接受中央对“七大”的批评：“谁固执着自己小资产阶级的成见，谁便是破坏这艰难困苦转战千里的革命组织”，也就会更亲切地怀念共同为此而奋斗的**、朱德。
对于集权制与“家长制”，8月21日信和“九月来信”都明确地断言“在红军中党的组织原则，尤其是目前环境中之红军党的组织原则，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才能行动敏捷，才能便于作战，才能一致地战胜敌人”。“党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前委指导机关，这是正确的，决不能动摇。不能机械地引用‘家长制’这个名词来削弱指导机关的权力，来作极端*化的掩护。”
“九月来信”十分严肃地指出了红四军“七大”及前委扩大会处置的缺点及其危害，并决定“毛同志应仍为前委书记”，这就从路线的高度来肯定了**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