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宏（156年－189年），东汉第十一位皇帝（168年―189年在位），他本封解渡亭侯，是汉章帝的玄孙，汉桓帝的堂侄，永康元年（167），由桓帝的皇后窦妙立为皇帝（因桓帝无子)。中平元年（184）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六年卒。在位22年，谥号为孝灵皇帝。葬于文陵。文陵在洛阳西北冢头村附近。
中国东汉皇帝刘宏，汉章帝玄孙。永康元年（167），桓帝崩，窦太后与城门校尉窦武（窦太后之父）立其为帝。太后临朝听政，大将军窦武辅政。建宁元年（168），宦官与外戚官僚士大夫间的矛盾激化，中常侍曹节矫诏诛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及尚书令尹等，并夷其族，迫太后归政。二年，中常侍侯览兴大狱，将前司空虞放、太仆杜密、长乐少府李膺等120余人下狱处死，此为第二次党锢之祸。汉灵帝在位期间，由于他宠信宦官，朝政被宦官赵忠、张让把持，政治达于极点。灵帝生活荒淫，聚敛无度，卖官鬻爵，二千石官二千万，四百石官四百万，县令长按县土丰瘠各有定价。还大修宫殿苑囿，搜刮民财，激起人民反抗。中平元年（184）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起义。东汉政权从此陷入苟延残喘的局面。六年卒。汉灵帝与其前任汉桓帝的统治时期是东汉最黑暗的时期，诸葛亮的《出师表》中就有蜀汉开国皇帝刘备每次“叹息痛恨于桓灵”的陈述。
登基过程
汉灵帝刘宏能登上皇帝位，是幸运的。
汉桓帝刘志虽然36岁而终，但身后并无子嗣，年轻的窦皇后（桓帝死后被尊为太后）及其父亲窦武，把继承人的年龄设定在少年段。刘宏是汉章帝玄孙，刘宏的曾祖父是河间王刘开，父亲解渎亭侯刘苌与桓帝刘志是堂兄弟，刘宏是桓帝的亲堂侄，当时只有12岁。
刘宏能登上皇帝位，又是不幸的。
汉桓帝留下的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社会。外戚跃跃欲试地准备统理朝政，宦官虎视眈眈地觊觎着皇权，士人的不平之鸣，遍野的饥民之声，合奏成一曲悲哀的末世之歌。
汉桓帝永康元年（167年），刘?以光禄大夫身份与中常侍曹节带领中黄门、虎贲、羽林军一千多人，前往河间迎接刘宏。建宁元年（168年）正月二十日，刘宏来到夏门亭，窦武亲自持节用青盖车把他迎入殿内。第二天，登基称帝，改元为“建宁”。
汉灵帝即位后，汉王朝政治已经十分了，天下旱灾、水灾、蝗灾等灾祸泛滥，四处怨声载道，百姓民不聊生，国势进一步衰落。再加上宦官与外戚夺权，最后宦官推翻外戚窦氏并软禁窦太后，夺得了大权，又杀正义的太学生李膺、范谤等100余人，流放、关押800多人，多惨死于狱中，造成第2次党锢之祸。而昏庸荒淫的灵帝除了沉湎酒色以外，还一味宠幸宦官，尊张让等人为“十常侍”，并常说“张常侍乃我父、赵常侍乃我母”，宦官杖着皇帝的宠幸，胡作非为，对百姓勒索钱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可谓到极点。
在皇帝的昏庸和官吏的下，人民终于无法忍受，聚众起义。巨鹿（今河北涿州）人张角兄弟三人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名举行起义，史称“黄巾之乱”，这次起义所向披靡，给病入膏肓的东汉王朝以沉重打击。虽然被镇压，但是影响极大。从此东汉政府名存实亡。公元189年，昏庸的汉灵帝在人民的一片怨声下结束了他的一生，终年34岁。
罪恶行径
宦官集团的罪恶行径，概括起来，大致有这样三个方面：
制造了第二次“党锢之祸”
从灵帝做上皇帝的那天起，他的深层心理就被一个可怕的阴影笼罩着。随着灵帝在阴谋和险恶四伏的宫廷中不断长大，这个阴影不仅没有消失，而且越来越厚重。渐渐地，他对皇位与皇权形成了一种异常敏感以至于脆弱的心理，总是恐惧有人图谋社稷，觊觎王位，侵夺皇权，就像他突然得到皇位那样，又在突然间丧失。
宦官们非常透彻地了解汉灵帝的这块心病，也总想利用他的这种心理，因而不断地营造“谋反”“叛逆”的气氛来吓唬灵帝。永康二年（164年），曹节指使人奏请“诸勾党者故司空虞放及李膺、杜密、朱宇、荀翌、翟超、刘儒、范滂等，请下州郡考治”。灵帝问道：“什么是勾党？”曹节等答道：“勾党就是党人。”灵帝又问：“党人做了什么恶而要杀他们？”答道：“他们相互勾结，图谋不轨。”灵帝问：“他们想做什么不轨的事呢？”答道：“想要夺权窃国。”灵帝这才奏准。宦官这样做的结果，一是提高了自己的地位，二是使灵帝更依赖于自己，三是消灭了敌对政治力量。
第二次党锢之祸就是这样发生的。
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之后，李膺等虽然被罢官并终身禁官，但天下士大夫都一致推崇他们的操守而抨击朝廷，还给他们取了许多赞美的称号：称窦武、陈蕃、刘淑为“三君”，君是指被奉为一代之典范；称李膺、荀翌、杜密等人为“八俊”，俊是指为人之英杰；称郭泰、范滂、尹勋等人为“八顾”，顾是指能以自己的德行引导别人；称张俭、翟超等人为“八及”，及是指能引导别人追求典范；称度尚、张邈等人为“八厨”，厨是指能施财物救人危困。
外戚被诛除以后，党人清廉自守，在社会上威望极高，他们为陈蕃、窦武申冤，攻击时政，自然涉及到宦官的切身利益，因此遭到宦官的嫉恨，每拟诏书，总是重申“党人之禁”。
中常侍侯览对张俭尤其怨恨，他的老乡朱并是个奸邪小人，平时为张俭所唾弃，侯览便授意他诬陷张俭，朱并上书诬告张俭与同乡24人互相别署称号，结成朋党，图谋社稷，而以张俭为领袖。诏令收捕张俭。永康二年十月，曹节也乘机奏捕、拷杀虞放、李膺、杜密、范滂等百余人，妻子皆徙边。此外，借机报私怨和地方官滥捕牵连，以至死、徙、废、禁者又有六七百人。熹平元年（172年），宦官又指使司隶校尉捕党人和太学诸生千余人。熹平五年（176年）进一步下诏州郡，凡党人的门生、故吏、父子兄弟及族亲，都被免官禁锢。直到黄巾起义爆发，党人的禁锢才被解除。
这就是历史上第二次“党锢之祸”。至此，贤能忠义进步势力遭到彻底打击。宦官们通过镇压，消除了与自己直接抗衡的力量，宦官专权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导致了社会的极端黑暗
宦官是一个十分腐朽的政治集团。身体的残缺和社会的鄙视，使得他们具有卑劣的人格和极强的报复心理。因而当这个集团左右了皇帝，操持了朝政，总揽了大权之后，社会的极端黑暗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在政治上，挟主专权，在全国范围内实行宦官集团的独裁统治。只要对他们稍有不满，他们就诬告陷害，或流放禁锢，或罢官下狱，或杀身灭族，无所不用其极；在经济上，兼并土地，恨不得天下所有的良田美地、山林湖泽都占为己有，杀人越货，巧取豪夺，与强盗无异；在生活上，腐化糜烂，挥金如土。
他们还引导灵帝荒政，伙同灵帝在西园卖官，支配灵帝驱正扶邪，从而使得正常的统治秩序遭到破坏，社会矛盾迅速加剧，最后终于爆发了全国规模的黄巾大起义。
引起了黄巾农民大起义
中常侍是宦官中权势最大的职位，虽只是食俸二千石，但却负责管理皇帝文件和代表皇帝发表诏书，是皇帝最为亲近的人。
汉初，中常侍没有固定的编制，但惯例是设4人，秩级千石。灵帝却陡增至12人，他们是：张让、赵忠、夏恽、郭胜、孙璋、毕岚、栗嵩、段?、高望、张恭、韩悝、宋典，当时人们称之为“十常侍”。他们不仅封侯受赏，连他们的父兄子弟也被派往各州郡做官。他们把持朝政，贵盛无比，昏庸的汉灵帝甚至对人说：“张常侍（张让）是我父，赵常侍（赵忠）是我母。”
由于宦官当权，朝政腐朽黑暗，各地遍布贪官污吏，土地兼并十分严重。百姓再也忍受不了剥削与压榨，纷纷走上反抗的道路，各地起义连年不断，从建宁元年(168年)到中平元年(184年)的十多年时间内，见于史籍记载的农民起义不下十几起。最后终于在灵帝中平元年（184年）爆发了全国范围的农民大起义――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
为了纠正时弊，郎中张钧曾上书说道：张角所以能兴兵作乱，万民所以乐附之者，其源皆由十常侍多放父兄、子弟、婚亲、宾客典据州郡，侵掠百姓，百姓之冤，无所告诉，故谋议不轨，聚为盗贼。宜斩十常侍，县（悬）头南郊，以谢百姓，遣使者布告天下，可不经师旅而大寇自清。
尽管张钧对黄巾起义爆发原因的分析并没有抓到根本，只杀几个宦官也不一定能消除鄂州百姓长期积淀的不满情绪，但宦官专权无疑是黄巾起义的催化剂和导火索。灵帝对宦官的宠信与依赖无疑加速了这个催化的过程，并亲手点燃了这个导火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