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注定陪着陈独秀载入史册，他前四年的酝酿，没有成为一叠长满蛀虫的白纸。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就在这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作为战胜国之一，参加了巴黎和会。本来这是件很有面子的事，终于能够和那些欧美列强平等地出席这次会议，商讨关于处理战败国德国的问题。但这次会议却给中国带来了羞辱。德国原来在中国山东的势力范围，竟被帝国主义大国强行划分给日本。中国的代表忍气吞声，拒不签字。
消息传到国内，群情愤慨，尤其是北京的学生们，联合工商会、教育界、爱国团体等，一致要求中国政府的代表，决不能牺牲国家主权。但北洋政府却意欲给和会代表施压，同意签字。结果，巴黎和会迫于日方请求，无视中国，仍强行将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转让给日本。
国内的爱国人士按捺不住了，当时北京大学的学生们，得知中国外交失败，痛哭之后，联合政、教、士、商，决议于5月4日聚集在**示威，高喊“誓死力争，还我青岛”，“外争国权，力惩国贼”， 血书“良心救国”，以此捍卫国家的尊严和权益。
这次爱国的五四学生运动，主要是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自觉发动和参与，绝不是偶然，正如**后来称，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
可是，陈独秀却并非运动的直接领袖，事前还受困于一桩丑闻风波。当时，北大教授同仁状告陈独秀**，并因和北大学生争风吃醋，挖伤**，校长蔡元培不得不就此事，召开内部会议，结果以私德有损的原则性问题，解除了陈独秀北大文科学长一职，但仍保留其北大教授职位。
这就是历史有趣的小插曲。当大事来临，主人公却先栽个跟头，名誉受损，跌入谷底，被绯闻缠身，一代北大学生心目中的明星导师，思想领袖，却和最不耻的事情挂钩。无论嫖娼挖妓真假与否，既然是“明星”，就脱不了被诽谤。而一旦被诽谤，自己再怎么辩解，也没证据。
五四运动那日，陈独秀并没有出现*现场，但没有此前，陈独秀对新思想尤其反帝反封建思想的传播，北大学生会群起团结起来，不顾生死**示威，抗议政府，抗议中国在国际遭受的不平等地位吗？就像革命家恽代英在五四前不久，1919年3月致函《新青年》：“我们素来的生活，是在混沌里面，自从看了《新青年》，渐渐地醒悟过来，是像在黑暗的地方见了曙光一样。”
思想从来是润物细无声的。它的后效，要等到之后真正的事件爆发来验证。因此，陈独秀这个五四运动的精神领袖地位是抹不掉的。他的振臂高呼，不是在现场，而是在那些学生的头脑里。
五四运动后，他又栽了个大跟头。他因支持学生运动，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并头戴白帽，身穿西服，亲身去公园散发传单，却被暗中埋伏的北洋政府趁机逮捕入狱。在狱中他仍积极指导青年学生，乐观地称：
“世界文明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我们青年要立志出了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研究室，这才是人生最高尚优美的生活。从这两处发生的文明，才是真正的文明，才是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
一个有独立人格的不屈服者跃然于历史波澜中，百折不回，堪比屈原。他的追求是：“高尚优美的生活”、“有生命有价值的文明”，而“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更成为当时很多青年的座右铭……谁能将他和那个嫖娼挖妓的流氓联系在一起呢？
所以，命运总是捉弄人，历史总是留下悬疑。
陈独秀被捕入狱，惊动了整个社会。各大报刊、社会团体、学者名流及政界人士都伸张公理，强烈要求政府允许保释陈独秀。
他的“领袖”地位又一次彰显。陈独秀是否释放成为焦点，成为政府和民众关系的一个关键纽结，使得五四运动推向了**。当然，这个五四运动是广义的，是从新文化运动开始以来的思想革新运动，是付诸实践的一切爱国爱公理运动。
青年**也是陈独秀的追随者，为之撰文称陈独秀是“思想界的明星”，“陈君之被逮，决不能损及陈君的毫末，并且留着大大的一个纪念于新思潮，使他越发光辉远大。”
3个月后，陈独秀在众人呼救声中，得以释放。这正是他播下的公理的种子的开花结果。五四运动也由此获得了个较先前圆满、乐观、光明、胜利的结局。这天正是1月17日，离他创立《青年杂志》（《新青年》前身）刚满四周年。他成为五四运动无冕之领袖。